前赤壁赋文言文原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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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解构主义 译者主体性 宋词英译

1.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Bassnett（2004）指出“语际翻译过程必然有译者对原文创造性的解释”，从而译者主体性研究被纳入翻译研究范围。Venuti（2004）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反对传统的通顺翻译，认为译文必须看得见译者。其理论以解构主义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提倡译者就是创造者。Douglas Robinson（2001）甚至直接将译者看为作者，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积极和创造性角色。伴随着这种趋势，解构主义翻译流派逐渐得以形成。

一方面，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将无法生存。文本本身的意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决定的（李，2004：276）。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Gentzler，2004：146），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并且宣称作者和原文的死亡，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这样就否定了作者和原文的权威。

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他们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认为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正因为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便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这样译文便是原文的一种创造性的“延异”（廖七一，2000：73）。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会不同，因而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廖七一，2000：82）。

从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权威性的否认和译者自身地位的提升，而后者又包括译者对原作的“延异”和“改写”，下文将从这几方面对朱纯深宋词翻译体现的主体意识进行探讨。

2.解构主义视角下朱纯深及其几首宋词的英译

2.1朱纯深

朱纯深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英汉翻译的教学与研究，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曾在国际权威译学期刊发表多篇译学论文，而且译著颇丰，主要包括《短篇小说写作指南》、读者文摘《当代小说选粹》、王尔德《自深深处》、中国古诗词中英对照本《古意新声・品赏本》，以及中国现代散文和新加坡当代华语诗歌的中英对照译作等。他的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在传达原文信息方面，可谓恰到好处。在宋词翻译上，他讲究诗歌翻译的“诗心说”，认为诗歌的翻译是对诗心“新的放歌”（朱纯深，2002）；不仅如此，在宋词的翻译过程中，他还会记录自己的翻译历程和心得，这也为本文对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2.2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2.2.1对原作权威的否定

对原作权威的否定，并不是指译者对原作者及其思想的否定，而是在翻译中将其进行“新的放歌”，从而使原作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续，即译者赋予译作新的生命。“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决定如何如何使他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Lefevere，1995），因此译者主体性决定了译作的审美独立品格和其在译入语的文化特征，译作和原作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互文关系，这就充分说明了译者的创造性。这一点在朱先生的翻译观中颇能体现：在《心的放歌之一――假设诗歌翻译不难》中，他（2002）指出“要说‘作者死了’，那么在诗的境界里本来就不存在那个‘作者’”，对诗的每一次翻译，其根本意义在于“开拓了诗之国度的疆域”、“开启新的言说”和“张扬新的放歌”，因此诗的翻译要“随心”、“随意”、“不随形”；在《心的放歌之二――假设诗歌翻译很难》中，他（2002）指出诗的翻译就是“征引”，而且每一次征引都是一次“断章取义”：让文本作品脱离其原来的、历史的互文语境，进入一个陌生的互文语境，正是这样的语境迁徙标志着本雅明所说的作品“生命的延续”。

《雨霖铃》这首词译于1987-1988年间，当时朱先生孤身一人在英国留学，朋友很少，而且正是英格兰中部的冬天，阴多于晴，多有不适应，此时偶读该词便心有所感，翻译成英文聊以自遣，可见该词的翻译是为了抒发译者本身的情感，体现翻译过程的主观性；又如《水调歌头》的英译本初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朱先生同样身处异国，为了抒发人生漂泊无常的感慨而翻译此词，说明其动机是自身情感的抒发；其后该词译本（还包括《声声慢》）被用于新加坡大学的教材，这也说明正是因为朱先生的翻译，该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传诵，为该词“生命的延续”和“进入享誉阶段”提供可能；《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选译首先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喜好，而且新加坡出版机构的发行使该词在新的国度得到了流传，更为该词在新的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2.2.2对原作的“延异”

传统翻译观下，译者必须寻求译文与原文意义的“忠实”，但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译者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意义”进行解构，从而造成了译本的“延异”。

（1）无限“延异”

当原作的“所指”本身不明确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充分的自由性，将原作的意义进行无限的“延异”。如《水调歌头》中“照无眠”一句中，到底是谁睡不着呢？原词并没有明确指明，因此特指和泛指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理解和想象力，这里朱先生处理为“my sleepless night”这一特指的个人感情，以期产生更强的共鸣；同样《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句，对于“笑”动作的主体一直都有不同的解释，到底是“应笑自己多情”还是“多情之人笑我”，这在原词中并不明确，因此该句的翻译也完全取决于译者，在此译者处理为“I must laugh at myself：letting sentiments grow into grey hairs，too soon.”就选用了第一种解释；《雨霖铃》第一句“寒蝉凄切”中，由于汉语语言“意合”的特征，对于到底有多少“寒蝉”在鸣叫并不明确，但是译入语――英语又为“形合”语言，数量的选择就完全取决于译者，在这里朱先生选择了单数“a cicada”，一方面是单纯提供事件背景，另一方面意在截取一个焦点意象。又如《声声慢》“憔悴损”一句中到底是人还是花“憔悴”？如接上句“满地黄花堆积”则是花，而考虑伤心憔悴又为“人”，这样的场景取决于译者本人，在此朱先生处理为“languid and gri ……此处隐藏12613个字……应笑我多情”的倒文，正是注意到了“多情”一语在此处言志述怀的功用。

不过，如何理解作为形容词的“多情”的具体意蕴，人们依然莫衷一是。有人受词中英雄配美人的叙述结构的影响，将“多情”解作男女间的喁喁私情，似又折回到了“王氏”说。可是，无论在现实世界抑或文本世界，东坡终究不是耆卿那般的风流情种，即便专题抒写与王氏的伉俪深情（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也恪守着人伦的界限。况且，在一首借山川咏怀抱的豪放词里任笑叹卿卿我我之情泛滥，未免有失分寸。也有人释“多情”为“善感”，即“容易引发感触”的情绪特征，个中的软弱无奈之味确可与周瑜的自信倜傥之姿形成鲜明的映衬，从而增强词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失败感。可这样的释读只凸显了“多情”的功能性状，几乎架空了“多情”的内在意蕴。更有甚者，干脆将“多情”泛解为“人生的种种感受”或“感情太丰富了”，致使原本丰富独特的“多情”的面目变得模糊莫辨。综而观之，诸如此类的关键词意蕴探寻酷似词典释词，只注意义项的常规性与普适性，却忽略了特定语词在前后语链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独特况味。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引有向巨原语，言苏门四学士之黄鲁直尝手书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其中今本“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句书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这大概是东坡初稿上的词句，姑不论句中“前四后五”或“前五后四”的句读之别（其实两者的区别对词意的影响微乎其微），单看“应是”一语即能见出“多情”与“生华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修改稿在语词上略有增删，表达也愈发饱满畅达了，但其间的逻辑联系并未根本性改变。朱纯深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修改稿语词背后微妙的语蕴关联，以一支生花妙笔译道：I must laugh at myself:letting sentiments grow/lnto grey hairs,too soon。⑦该英译清晰地勾勒出了苏句的情感肌理：笑(laugh) ——多情(sentiments) ——华发(greyhairs)。尤值称道的是，朱教授用grow into（含种子渐渐发芽生长成植物的意味）来连接senti-ments和grey hairs，愈加形象地展现了“多情”的种子悄无声息地萌发出丝丝缕缕“华发”的全过程，可视可触亦可感，极具文学性。

可以说，无论是苏轼的初稿，还是朱纯深的英译，都为我们破解“多情”之谜提供了一条独到而又合理的思路：“多情”为里，“华发”为表；“多情”是因，“华发”是果。正如苏轼在《宿州次韵刘泾》诗里所云：“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因此，欲求“多情”的内蕴，不妨由表及里、自果溯因，从“华发”处入手。不言而喻，人生白发缘于生命机体的衰老，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东坡为此“多情”，自然有对生命美好的留恋，也有对生命短促的无奈，但这样的感触与常人的普遍经验并无不同。要贴近独属于苏轼“这一个”的“多情”，我们还须特别关注“早生华发”中的“早”字，也就是本词修改稿里特意增补的语词。倘若“华发”是伴随着生命衰竭的节奏自然而然生出来的，那么以东坡向有之旷达是不易产生如此“多情”之感喟的。词人高调地嘲笑自己“早生华发”，与其说戚戚于“生华发”的生命现实，毋宁说耿耿于“华发不该生而生”的人生遭遇。据载，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时业已45周岁，照宋时的平均寿命，也算迈入老境了，在此等年纪发染霜白并不见得有多“早”。但词中东坡自言其“早”，只能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满头“华发”不是岁月染就的，而应由功业与年龄的反向错位所致。如果将功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视作顺遂的人生模式，那么功业剧增而年纪轻轻的人生便是惊伟的（如周瑜），功业空蚀而年岁徒增的人生则是悲怆的（如苏轼）。东坡强言“早生华发”，意即在壮怀难酬的现实面前依然不愿白白地老去，实出于生命里某种伟大的不甘和焦灼。子日：“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苏轼竟罔顾这般生命现实，一厢情愿地沉湎于“故国神游”之中，对以周瑜为载体的功业世界倾慕不已，岂非“多情”？

当然，就此将“多情”理解为东坡对建功立业的魂牵梦萦，还是有点粗泛的。中国古代士人对人生功业的期待各有不同：有的追求现实世界里的权势名位，如信奉“书中自有千钟粟”之流；有的做着改天换地以一展文韬武略的枭雄梦，如欲“赢得生前身后名”，只“可怜白发生”的辛弃疾。可考察苏轼一生的行止以及其他文本所呈露的心灵世界，他既不是凡庸的禄蠹，也不是卓荦的枭雄，而是一个处困厄而一饮一食未尝忘其君的杜子美。据说，宋神宗曾读及苏轼“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感叹：“苏轼终是爱君！”⑧而这种爱也是其来有自的。《宋史·苏轼传》记有苏轼由常州团练副使破格拔擢为翰林学士后，与宣仁后的一段对话。后问轼：“何以遽至此？”苏轼一一估猜，宣仁后一一否定，终末道出：“此先帝（指神宗）意也。”苏轼闻之“不觉哭失声”。⑤此后，无论遭受多么深重的祸患，苏轼念兹在兹的总是“主恩未报耻归田”（《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国恩未报敢不勤”（《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因此，东坡心中的功业很大程度上是以偿报君恩为刻度的，正如“故国神游”中周公瑾之于孙氏兄弟。当然，东坡绝非唯君命是从的愚忠之徒。相反，他常揣着一颗纯良之心忘躯极谏：“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当王安石的青苗法被地方官吏歪曲执行而蜕变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以攫取巨息的苛政时，东坡甚至不惜犯颜责君：“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⑩可见，东坡的忠君思想里烙着鲜明的国家立场和强烈的民本意识，其回报主恩的途径与指归皆为济世泽民。

概言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多情”乃词人糅入了君臣恩遇的淑世情怀，是素以旷达之姿闻世的苏轼的未能摆脱处。东坡在词中自笑多情，一方面犹“望美人兮天一方”的苏子，对君充满了忠爱眷恋之情；另一方面又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屈子，对君含着怨愤牢骚之意。就在这亦爱亦怨的缠绵状态里，一个血肉饱满的人间苏轼便诞生了。

①启功《坡词曲解》，见《启功丛稿·题跋卷》第186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②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文艺报》1982年第11期。

③许渊冲《唐宋词一百首》（汉英选译）第15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

④吕正惠《浪淘不尽是多情》第97页，《读书》2007年第6期。

⑤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第6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⑥[宋]洪迈《容斋随笔》第107页，中华书局2007年。

⑦朱纯深《古意新声·品赏本》（汉英对照）第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⑧[宋]杨浞《古今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种第31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⑨[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苏轼传》第7510页，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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